联合研究丨《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德国的时代转折》（上篇）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和时代精神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新冠疫情到乌克兰危机，安全问题在冷战后从未如此突出。除了乌克兰危机等传统地缘安全问题之外，全球化在经济层面也遭受安全和政治议题的冲击，无论是全球供应链重整，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通胀大潮，皆有对抗思维和零和博弈作祟的深层原因。世界面临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后冷战时代”是否终结的关键之问。在这一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欧洲和亚洲人口最多、经济和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大国——德国和中国，前者在2022年2月提出“时代转折”概念，后者在2022年4月发出“全球安全倡议”，分别阐述了它们各自对当前全球安全形势的基本看法，提出应对和解决之道，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本报告拟在文本归纳的基础上，由国观智库课题小组对来自部分中国决策机关、中国国家级媒体、中国智库机构、中国高校，以及亚投行和德国驻华使馆等机构中有过外交决策经验或研究经历的在职和退休官员，进行了多场面对面个人访谈；组织邀请决策部门、智库界、企业界及新闻界专业人士召开了多场研讨会；并与艾伯特基金会共同组织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联邦国防军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IFSH）等学者开展对话，对“全球安全倡议”和“时代转折”的概念进行双重比较分析（每一概念从中德双方视角比较分析，再将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对照分析），找出中德理念和政策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01背景：时代之变
经历了冷战后超过三十年时间的“长和平”状态之后，传统的地缘安全因素再度回归，强烈冲击后冷战时代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中德两国虽然地理上相距遥远，但身处时代大潮之中，也无法摆脱这一“时代之变”带来的冲击波效应。
1.俄乌冲突与地缘政治的回归
近年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变乱交织成为新常态。20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报告并未沿用从十四大（1992年召开）到十九大（2017年召开）长达三十年时间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题”的传统表述；自中共十四大首次提出“战略机期”概念后，十六大（2002年召开）明确提出本世纪的前二十年仍为战略机遇期，即使是十九大仍然认为“我们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二十大报告则删去了这一判断，认为中国的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期”。在回顾过去五年来的成就时，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的重大挑战；当今世界“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需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显然，二十大报告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非常严峻，为三十年来之最。
欧盟的判断也有相似之处。2019年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后很快宣称她领导下的欧委会是一届“地缘政治委员会”。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打破了欧洲区域原本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平衡，在打翻欧洲安全格局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欧洲国家对安全的认识和看法，导致部分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优先事项发生变化。俄乌冲突爆发后，国家安全成为波兰、立陶宛等一些中东欧国家的首要关切，涉及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次等问题，它们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认知也进一步强化了其追随美国的立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发酵，反俄情绪预计会在波兰等国长期存在并呈激化趋势。但同时，法国和一些南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地缘安全焦虑感又存在一定的“温差”，欧洲内部的这种差异性使其不仅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复或重建欧俄战略互信，也增加了欧洲自主构建未来安全秩序的难度。
2.经济全球化受挫，经济安全问题抬头
近年来，民粹主义大行其道，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潮流。一些主要国家将本国经济、社会等层面的问题简单归结为经济全球化所致，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使本来就处于艰难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更加举步维艰。去全球化、脱钩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再被视为繁荣与合作的源泉，反而被视为可以“武器化”，将其变为威胁对方的筹码和工具。制度经济学提倡的“双赢”“多赢”面临零和博弈思维的严峻挑战，国际化企业面临日益增多的合规风险，部分企业的正常市场经营遭到国家干预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政策的无理打压。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给全球经济大畅通、大循环带来了新挑战，从供给端生产到终端消费各环节的堵点、难点和痛点不断涌现，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局部战争风险损伤全球各国社会和经济信心，全球范围内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担忧加剧，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成为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的各国关注焦点。
3.中美竞争与世界多极化的前景
在世界力量格局发生重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博弈加剧，两国竞争开始体现在从军事安全、以芯片和5G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一带一路”等全球公共产品，再到人权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一系列领域。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大国竞争的回归是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事实”。2022年，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未来10年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宣布“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美国要在战略上“竞胜”（out-compete）美方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中国被美国定义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长期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表示，“21世纪的世界必须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然而，美国战略调整催生大国竞争的加剧和地缘政治回归，进一步恶化了中美间的“安全困境”。
中美战略竞争具有全球性和全方位特征，极大影响到欧洲的外交战略布局。欧盟和法国、德国等核心欧洲国家领导人表态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愿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战略自主，期待欧洲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2023年4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中法双方“寻求在多极世界里强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
2022年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在乌克兰危机延续近一年时间之后，2023年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对“全球安全倡议”进行细化阐释，提出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和相关合作平台机制建设细节。2023年3月，在中国积极斡旋下，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和伊朗达成双边协议，同意恢复断绝7年之久的双方外交关系，震惊世界。4月7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两国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这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和落地具体案例。
1.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
（1）中国视角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中国对于安全问题的规范性理念，给“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交出了自己的答案。此倡议认为全球各方应当共同努力，坚守“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概括来说，就是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中方认为，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希望推动世界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2）德国视角
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地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关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德国精英并不一定准确了解和把握，但在较大程度上会认同全球安全倡议提到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等理念或原则。德国也经常强调联网/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这是强调安全涉及到各个部门，是一种总体安全，也是一个全面的安全观。同时，德国不仅强调外部安全，还强调内部安全以及两者的紧密交织，不仅关注传统安全，也关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的混合威胁。鉴于国际环境的跌宕复杂多变，求和平促发展是中德共同利益诉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等理念契合德国建设更加安全世界的思路。
但德国国内也有部分人士会因倡议的提出者是中国而存有异议，他们怀疑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要挑战或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另起炉灶”之举（不仅德国，欧洲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声音）。德国的主流媒体更加强调美欧自由派人士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但是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提出的规则倡议，而非德国或西方的规则。在不少德国人看来，规则指的是西方在二战后已经确立的一个西方世界主导制定的规则。德国解决安全的路径往往是“治理”（governance），比如它特别强调要把现有的国际法运用于网络空间等新疆域，也会强调安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尤其关注利益相关者和民间社会的影响力。
德国的民族性格是认真务实，它也非常关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理念衍生出的原则和具体政策。比如德方很可能不赞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无论德国官方和学术界都不同意“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深层原因；此外，由于当下德国的一些政党，比如联合执政的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强调制度竞争、人权等价值观因素，它们已经成为德国的安全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强化了部分德国精英所认为的“安全合作的前提是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之间的结盟或准结盟合作”这种观点。
2.原则与架构：
中国政府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除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外，还系统完善了安全倡议的原则立场，即“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
（1）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现代国际关系最根本准则。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内政不容干涉，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中方认为应当坚持主权独立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2023年2月24日，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周年之际，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12点方案中，第一点即为“尊重各国主权”。
（2）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认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承载着世界人民对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凝结了人类实现集体安全、永久和平的制度设计。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中国呼吁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中国认为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违背，应当抵制和反对。
（3）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中国认为，各国安全利益都是彼此平等的。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不应被长期忽视和系统性侵犯。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都应兼顾其他国家合理安全关切。中国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倡导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分割，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可分割，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不可分割，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4）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中方认为，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中方呼吁加强国家间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化解矛盾，管控分歧，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大国应坚持公道正义，承担应尽责任，支持平等协商，根据当事国需要和愿望劝和促谈、斡旋调停。国际社会应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鼓励冲突各方以对话建互信、解纷争、促安全。“劝和促谈”即为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核心方案，中国认为，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
3.国际层面：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安全挑战，中国依然坚持不结盟的立场，不放弃“共赢”的合作方式，希望以对话方式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其合作方既包括对象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和第三方。
首先是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中方力求积极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等建议的工作，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加大预防冲突努力，充分发挥建设和平架构，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建设和平工作；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坚持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三原则，坚持政治优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中国会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继续贡献资源，为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充足、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其次，就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认为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特殊重要责任，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针对中美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求同存异、管控分歧。
再有，就是明确“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共识。中方坚持遵守2022年1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加强核武器国家对话合作，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这符合德国期待，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11月访问北京，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表态后，认为这是他这次访华最大收获。
最后，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中国还提出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路径，即鼓励当事国坚持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
4.内涵与分类：
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回归，但中国依然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中国认为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呈现更加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间冲突的风险虽然有所增加，但类似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是现实发生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带来剧烈且难以抵御的损害，所以中国倡导各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完善规则，携手寻求长远解决之道，推进全球安全治理，防范化解安全困境。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对外的安全倡议，但它与中国对内安全的理论和实践架构并不矛盾，而是中国总体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里新设“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是中方系统提出的多领域对外倡议中的一项。习近平2021年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时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023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是要力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并为文明交流合作提供和塑造和平环境。发展、安全和文明三者缺一不可，体现出中国对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繁荣世界的整体思考。
“时代转折”正成为德国观念认知和政策调整的代名词。德国语言协会将“时代转折”推选为2022年的年度词汇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也将“时代转折”列为2022年的年度词汇之一。“时代转折”可能会在未来数年持续塑造德国的形象和政策，德国会根据情势做出政策上的调整和变化。
2022年2月27日，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关于“时代转折”的讲话，核心是德国安全防务政策转型，聚焦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重组、欧洲防务的改善和军事援助乌克兰。8月29日，朔尔茨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关于欧洲未来的讲话，释放出朔尔茨以及德国精英阶层对德国在欧洲该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欧洲未来走向的想法。9月20日，朔尔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强调德国在全球的角色，既要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的合作，也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12月5日，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全球时代转折》文章，称国际局势正发生“划时代的结构性转变”，应竭力避免在多极时代出现新冷战，避免世界再次分裂成不同阵营和集团。一年来，德国“时代转折”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展，并引发了德国、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的持续关注和讨论。
“时代转折”的理念
（1）德国视角
“时代转折”是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做出的关键性判断。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对二战后实行了几十年的军事安全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重新考量其外交、安全、能源和经济政策，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提出要强化自身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外交政策保持了较大程度的稳定性，融入西方（Westbindung）成为德国“存在理由”（raison d’état）的一部分。德国坚定融入西方和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追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巩固北约成员身份，但同时，德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东方政治”、“以贸促变”、“不依赖军事手段”等都成为冷战末期和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政府和执政党联盟感受到其所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指数级变化，以致其不得不做出终结其线性安全策略的决定。德国提出“时代转折”标志着德国政府认为“时代精神”（zeitgeist）正在从发展转向安全，为应对时代变化，德国准备摆脱战后安全“禁忌”，德国传统的“贸易国家”定位也需要进行转变。
首先，德国认识到安全威胁正在迫近。俄乌冲突对德国乃至欧洲来说是时代转折点。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德国民众的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德国社会普遍感受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对俄罗斯的反感在较短时间内压制住德俄之间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利益考量。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德国考虑国家安全的方式。德国强调安全防务转型，但也并非意味着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放弃了和平主义元素。德国的“克制文化”仍然存在，但其对德国政治精英的约束力的确在下降。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德国政府不愿意完全介入俄乌冲突，但受到媒体舆论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讥讽和批评。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德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一再突破自己原本设下的“红线”。德国总理朔尔茨甚至有“俄罗斯一定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表态。
其次，德国要在安全防务上更多地介入和投入。“时代转折”与德国安全思维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它与军事支出有关。长期以来，德国在应对军事冲突的政策保持克制，将交付武器视为助长而不是延缓冲突的手段。德国认为军队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德国及其盟国免受入侵。德国坚持“我做好我的生意，安全的事让别人去管”的战略主张。德国经常被视为安全“搭便车者”和“西方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段时间以来，德国遵循“军事克制文化”，几乎没有投资军事能力建设的动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是配合北约。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认为之后的世界不再与之前的世界相同，德国调整防务政策不会被其盟友视为一种威胁，也不会带来复活德国的“军国主义”。在“时代转折”的背景下，德国将承担更多的联盟安全责任，提升德国防御能力。此外，德国现在要把经济影响力部分转化为军事实力和影响力。
最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但经济在地缘政治风险袭来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长期以来，德国高度依赖开放、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重视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大幅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方政治”，放弃以与俄罗斯接触为主线的“新东方政策”，调整其传统的“以贸促变”的立场。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德国进口天然气的55%来自俄罗斯。但是，俄乌冲突刺激德国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同俄罗斯全方位脱钩。
另一方面，德国联合其盟友先后对俄罗斯出台史无前例的10轮制裁。制裁涵盖俄罗斯几乎所有主要领导人以及金融、交通、国防、能源、原材料、媒体等各方面。德国政界和企业界传出一种论调，认为支撑德国几十年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均存在重大的安全风险，即俄罗斯的能源和亚洲（包括中国）的市场。
总体看，朔尔茨提出的“时代转折”概念涉及德国政治、防务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安全”。对德国政府的“时代转折”概念及政策转变，德国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领袖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也表示支持。但是，德国国内对朔尔茨政府的“时代转折”说和具体做法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有观点认为德国政府应对“时代转折”的行为过于“谨慎”、“克制”和“迟缓”，甚至认为“时代转折”名不符实，期望与现实的差距过大，如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社盟主席马库斯·索德尔就认为德国“时代转折”带来路线重新调整的速度过于缓慢；但也有部分德国人士不喜欢“时代转折”这一说法，认为它会让人误解为德国的政策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但其实它只是德国在危机出现后的一种防御性应激反应，“时代转折”并不意味着德国突然成为欧洲地缘政治安全政策的领导者，德国安全政策转变实际上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2）中国视角
对于中国观察者而言，德国时代转折意味着德国政策较大幅度地改变，不仅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应激反应，也意味着德国外交和防务政策出现中长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保持军事克制主义和坚持和平主义，并通过多边主义外交来解决德国地缘政治困境，作为欧洲大陆中心的国家，德国“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德国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和融入全球社会来化解欧洲和世界对德国的担心。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挑战了德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主张，几乎“颠覆”了德国三党联合执政的政策基础。面对俄乌冲突，德国获得了三个教训，一是德国必须经济上独立，能够拥有独立的防务体系；二是欧盟必须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权行为体；三是德国必须坚持“可信的国际秩序”，因为俄乌冲突颠覆了既有的欧洲秩序乃至国际秩序。因此，德国“时代转折”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观察者普遍将“时代转折”视为德国之变的代名词，把德国“时代转折”予以扩大解读，从军事安全领域延展至德国外交政策出现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德国角色变化，还是其对欧洲乃至对全世界的多维度影响。德国“时代转折”体表现为德国的世界观、时代观、安全观的变化。就世界观而言，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极大颠覆了德国对世界的认知。德国开始认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在上升。在二战后的70多年里，德国已成为欧洲的德国。但是，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德国没有及时思考和俄罗斯的安全关系，这为德国乃至欧洲留下了隐患；就时代观而言，俄乌冲突的爆发宣告“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享受的“和平红利”时代也已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将面临诸多“连锁”挑战；德国的安全观也出现巨变：一段时间以来，德国专注于经济发展，安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历史包袱沉重，和平主义深入人心。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武器对其来说是二战结束以来史无前例的事情。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回归的时代，德国意识到军事短板是硬伤。总体看，“时代转折”是德国基本世界观、时代观、安全观的变化，继而带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对外战略的调整。
目前，中国观察者期望德国关于“时代转折”的辩论迅速凝结成德国未来外交政策行动的清晰和可理解的方向。尤其是朔尔茨政府能否在外交、军事、发展政策、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工具之间提出更清晰、更协调的路线图，以提高德国在大变局中的影响力和韧性。很多迹象表明，德国的“时代转折”是以缓慢而不是骤变的方式发生。同时，中国观察者认为德国没有称霸的野心，也没有称霸的实力，认为“时代转折”的提出更多是因为德国关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回归。
2.“时代转折”的架构
德国“时代转折”带来的变化将落脚在战略和政策等层面，配合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可持续和深刻变革。德国需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视角来加强其集体防御军事能力。但是，德国的短期行动既不迅速，也不够充分。
其一，德国设立“国防特别预算”。德国的安全政策和防务政策要转型，扭转德国此前谨慎克制的防务政策立场，要扩充军备，就需要增加军费支出、防务支出。拨款是首要任务，德国需要拿出更多资金来确保其拥有必要的防务能力和满足盟友的期望。2022年2月27日，朔尔茨宣布在未来五年内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Sondervermögen)，以加强德国联邦国防军现代化建设；承诺2024年前将德国国防预算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2%以上的目标；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打破德国不向冲突地区（crisis area）和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提供重型武器的不成文传统。2021年，德国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3%，资金短缺是德国国防军装备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在朔尔茨的“时代转折”论述中，他表示德国将努力将德国军队建成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常规武装力量，在资金方面德军建设将得到有效保障。2022年4月底，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并培训乌军士兵。德国还以84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35架F-35战斗机，首批8架飞机计划于2026年交付。2022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对《德国基本法》的修订，允许朔尔茨提出的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在联邦预算之外获得资金，从而规避了德国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条款。但是，德国执政党内部对该基金的使用存在不同看法，比如绿党希望该基金可用于非军事安全领域，社民党内部一些人士仍对北约2%的国防支出目标持反对态度。此外，虽然德国拥有先进的军工企业，但在联邦政府、联邦审计局、联邦国防军采购办公室、军工企业四角共决的繁冗采购政策下，国防军军备更新的速度依然迟缓。德国国防特别基金未来能否实现常态化，并真正实现德军的战备实质化提升仍需持续观察。
其二，德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2023年6月14日，德国联邦政府出台自己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此份文件的重点即为“时代转折”，它全面系统分析了德国当前的安全环境，整理和归纳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在外交及安全领域政策转型调整，从防御性、韧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和未来努力方向，强调德国需减少对其他国家商品的依赖，激励德国公司进行战略储备；增加国防开支并建立一个机构来打击网络攻击；提高对宪法、联邦情报部门和军事反情报部门的保护力度等。长期以来，德国在安全议题上存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包括历史的负担、大国缓和的红利、军事克制的文化、睦邻友好的邻国等。但是，此份《国家安全战略》却对外展示了德国已认为“欧洲的和平红利已消失”的安全认知，它明确将俄罗斯定义为“可预见时间内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指出德国“作为欧盟第一大国，以及北约成员国肩负维护欧洲及盟友安全、稳定、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特殊责任，将联邦国防军定义为欧洲防务的基石，将捍卫欧洲秩序和价值观视为其核心任务”。除了地缘政治威胁和军费负担等传统军事安全领域之外，该安全战略还包括经贸科技、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网络及数据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女性权益、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社会公正等“泛化”的安全议题，应用了“综合安全”的广义安全概念。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德国政府有意广泛听取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民众的意见，期望能够让多方主体接受德国的转变。《战略》声称文件的发表是“起点而非终点”，接下来德国各联邦部委将分别负责推进战略的具体措施和后续项目，德国联邦政府将定期审查实施进度。中国有学者在报刊撰文称，德国的安全战略文化正在从“谨慎克制”向“威慑遏制”转变。
其三，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21年德国政府组阁期间，改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Bundessicherheitsrat），成立新的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联合政府宣示在未来任期内将推行的重要议程之一。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进行安全决策和安全治理的主要制度形式和平台，德国新政府成立此机制旨在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提升德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目前已有的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主要侧重于武器出口。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希望加快仿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式，将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进行跨部门捆绑，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乌援助、对俄制裁等事务的协调工作。但是，朔尔茨和贝尔伯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归属、人员配备和机构地址等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国家安全委会的改革无法顺利进行。2023年3月，德国《每日镜报》称，朔尔茨和贝尔伯克没有达成协议，德国有可能放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定方案。
3.“时代转折”的国际层面
2022年8月，朔尔茨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演讲标志着“时代转折”从德国层面转为欧盟层面的路径选择。2022年12月，朔尔茨《全球时代转折》一文标志着“时代转折”从德国和欧洲面临的挑战转为全球须应对的议题。德国“时代转折”可从德国层面、欧盟层面和全球层面三个维度去理解。这可体现为德国在世界和平秩序中的“领导性角色”，与法国共同推进欧洲防务一体化，同时也要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
其一，德国发挥领导者角色。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越来越认识到其在欧洲地区和全球社会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与德国安全防务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德国不再躺在过去的战略“舒适区”，而是要在欧洲和世界更多地去承担其领导责任。德国的责任意识在上升，愿意主动承担更多责任，要在欧洲承担“特殊责任”。不过德国“时代转折”并不意味德国要更改其在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基本角色，德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合作和多边主义。只是德国在此基础上，希望为欧洲安全做更多事情，愿意发挥更多领导作用。与此同时，鉴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并没有站在西方一边，德国也认为这些国家也是其拉住与争取的对象。此外，德国在外交上曾经支持乌克兰、摩尔多瓦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为格鲁吉亚提供让其成为欧盟潜在候选国的选项。
其二，法德共同推进欧洲防务一体化。德国领导作用的根本依托是欧洲。强化欧洲、寻求共识是德国发挥领导者角色的两大抓手。法德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正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新亮点。近几年，欧洲领导人多次提及战略自主，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组建欧洲军，提出“欧洲干涉倡议”；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提高欧洲安全防务领域的决策效率。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在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推进更紧密一体化的需求进一步增大。2022年3月，欧洲发布《战略指南针》，提到要设立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对此，德国积极响应，希望做出贡献。德国期待当面临北约战略重心调整，或者北约不愿在周边区域投入过多军事力量时，欧洲凭借自身力量也能够解决地缘安全问题。
但是，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在处理国际和欧洲政策方面存在细微差别：德国无疑比法国更偏向大西洋主义，法国更强调欧洲主义或者戴高乐主义。尽管如此，朔尔茨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马克龙的两项关键倡议，即欧洲主权和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德国希望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机制，赞成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在2022年8月29日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演讲中，朔尔茨希望欧洲安全防务政策领域引入特定多数表决机制。德国和法国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提升欧盟对外行动能力等方面是有共识的。法德共同推进欧洲防务建设，会增强欧洲的战略自主性。
其三，德国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德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既会增强欧洲在北约中的支柱力量，也能够增强北约的整体力量。一方面，德国总体上肯定还是要依靠北约的。俄乌冲突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加深了欧洲对于北约的安全依赖。比如，欧洲《战略指南针》明确提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它最核心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欧洲自主性的增强是在对北约依赖的框架范围之中，而且美国也不会让德国或者欧洲脱离美国主导的主从关系。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依赖北约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贝尔伯克认为，欧洲的安全取决于北约的军事能力，强调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地位，德国的安全政策应当与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政策更具互补性。美国学者认为，德国的战略调整主要根据过去定义自己，而不是为未来定位。但是，德国精英也明白德国应该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动荡时期预做准备，毕竟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密不可分。面对美国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德国只有将自己置于欧洲一体化复兴和欧洲安全秩序架构的中心地位才会更加安全。
其四，德国对华态度复杂多元。德国政府内部对华立场多元，德国新政府强调德国“在伙伴、竞争及制度对手的维度下建构对华关系”，这一多维度定位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甚至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经济部长哈贝克希望将中德经贸关系引向竞争方向，频频发出强硬的声音。比如，哈贝克多次声称“不应该对中国再天真”，德国应力推“韧性和多元化”，以之取代“以贸促变”的传统对华经济政策原则。在一些德国政界和智库人士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即便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能提供给德国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广阔市场也为德国诸多企业提供良机，但也不能改变中国在德国人心中“不可靠”的形象；另一方面，德国保持对华接触战略的声音仍占主导。德国总理朔尔茨称，“去全球化是行不通的，是死路一条”。
朔尔茨虽承认要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但依旧支持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朔尔茨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普洛特纳也认为应“尽可能降低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水平”。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德国与美国加强防务合作将会对中德关系带来较大影响。随着美西方强化俄罗斯是侵略者的形象，德国一些人士也追随美国国务院和媒体将台湾问题同俄乌冲突进行类比，德国外交部的一些表态与美国比较相似。
4.“时代转折”的内涵与分类
德国“时代转折”的核心是“划时代的结构性转变”，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更新和完善，逐渐从德国和欧洲层面的安全政策调整转为德国应对全球安全、经济挑战的政策变化，从提高防务开支，到调整与俄罗斯关系，再到思考欧洲乃至全球秩序的变化。鉴于地缘政治冲突和传统安全问题回归欧洲，和平的欧洲似乎成为过去式，德国需要“时代转折”这一“新说法”来应对新的安全问题和混合威胁。德国的安全观有如下变化：
其一，德国重新关注传统安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越来越关注传统安全，更加重视防务安全建设，德国“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定位预计将会发生变化。德国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还要成为军事大国；防务领域，德国既要做欧盟的军事大国，也要成为北约内的军事大国。如前所述，德国宣布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提高到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在乌克兰和北约盟友的持续敦促下，当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美制M1“艾布拉姆斯”30至50辆主战坦克以后，德国突破自己设立的“红线”，2023年1月25日，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4辆“豹2 A6”主战坦克，并允许其它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德制坦克，目标是向乌克兰交付2个营的“豹2”坦克。当然，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强调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假如德国在短期内变成欧洲军力最强的国家之一，预计德国在解决全球冲突和区域热点问题上将会更加积极。
其二，德国依旧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德国将安全概念泛化为政治、经济、数字、能源、科技等领域，呈现“泛安全化”趋势。除军事安全外，德国也在关注食品、健康、环境和人身安全威胁，能源和原材料的安全供应，如何继续维护德国高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强大的教育和研究，甚至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等内容也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2020年，在德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时，提出了工作岗位上男女平等的倡议。在“时代转折”背景下，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比过去更加全面的方式定义“安全”。
其三，德国愈加重视能源安全建设。德国“时代转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减少地缘经济依赖，特别是能源依赖相关。德国将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之下，出现“内向化”倾向，在思维和实际政策领域出现减少对外经济和能源依赖的迹象。德国作为能源贫乏国和制造业强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高度依赖阿拉伯国家出口的石油，但因两次石油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经济转型和能源重新布局；俄乌冲突爆发后，在短短数周内，德国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度从之前的38%降低到了12%。受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刺激，德国开始强调供应链、产业链的多元化，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储备工作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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